王刚：计生协工作必须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常态

hongqk

　　中央提出要认识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各地积极领会，学不厌精地进行解读。但让笔者感到奇怪的是，对愈加凸显的人口新常态，各有关方面却缺乏正面的反应。有的是避而不谈，更有的反而是与人口新常态背道而驰。这种怪现象值得警醒。

　　先说人口新常态。上周在上海参加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5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人口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以加速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为首要特征的新常态。尽管中国依然顶着“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帽子，但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

　　在过去近四十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结构发生扭曲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按道理说，生育政策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人口的再生产领域却屡屡出现各样令人费解的怪现状。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后，“遇冷”成为一个热词。各地的申请数据都低得让人大跌眼镜。根据卫计委的统计，截止到9月30日，全国仅有70万对单独夫妻申请再生育，占单独夫妻总量的不足7%。放开单独二孩并不是因为单独夫妻比双非夫妻（即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更高，根本原因是当前生育率已经很低。奇怪的是，各地放开单独二孩的同时，却附带了“单独夫妻放弃生二孩的可获奖励”的规定。

　　比如北京市卫计委规定，政府鼓励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放弃再生育，将给予每人不少于500元的一次性奖励。天津市奖励力度更大，金额为1000元。西安市新城区的奖励为2000元。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此举的荒谬，笔者提供一下这三地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北京为0.7，天津为0.9，陕西是1.05。而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至少2.1的总和生育率（考虑到中国性别严重失衡，世代更替水平应为2.3）。

　　问题来了。一面是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甚至已经达到超低生育率以至于需要调整生育政策，另一面却又在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同时推出奖励放弃生育者，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思路？你说怪不怪？

　　中国式人口再生产领域的怪现状不止于此。还有一怪，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处于一个说不清楚的尴尬境地。官方数据先连续十余年称是2.2，前几年又称多年稳定在1.8，这使得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总和生育率不是符合人口再生产规律的波动型而是笔直的两条线段，这也算是世界人口史上的奇迹。现在官方的新口径是生育率在1.65左右；而除官方之外，不同机构的人口学者算出来的数据也大多不同。就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而言，有说1.18的（第六次普查结果），有说1.2的，有说1.3的，也有说1.4的。

　　除总和生育率外，另有一怪就是预测总是不准。历次的人口预测，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比如曾预测2010年人口会达到13.7亿，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人口总量为13.39亿，差距达3000多万。而据部分人口学者研究，当年实际人数更低。

　　说起人口普查，笔者又想起一大怪。六普的总投入大约是80亿元。奇怪的是，花费巨额资金、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完成的六普数据，人口学者却拿不到想要的数据。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多位人口学者向笔者表达过同样的郁闷：许多关键数据拿不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从单独二孩申请遇冷和奖励放弃单独二孩指标并存之悖，到人口预测上一再出现的“大大低于预期”现象，再到人口普查数据不能充分提供给人口学者（甚至是官方智库），这一连串的“怪”背后是中国目前在生育政策调整上面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人口结构扭曲严重，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调整阻力重重，踟蹰犹豫。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迅速放开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声如空谷足音，徒有余响。这背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人口学者陈友华在此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的一段话可以做出部分解释。他认为，不能用预测误差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失误，也不是人口预测方法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很多人对中国人生育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对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的现实认识不足。笔者认为，除了认识上的偏差之外，某些部门利益、某些个人为了维护私己的面子和名声而拒绝承认现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的确，人口形势已经大变，老龄化迅猛如老虎，生育率疲软如老牛。大敌当前，对战局却糊涂不清，此乃兵家大忌。不管是主观故意，还是认识能力不足，面对中国人口的严峻形势，必须尽快调整思路，认清和适应中国人口新常态，迅速实行符合中国人口实际的生育政策。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蹉跎，也没有退路。

追求卓越

有再多的钱，没人也没用。咱这一批会干到死才能退休吧？中国人能忍，只要有饭吃就行，其它不重要

qibao9891

人口数据连续数十年被人为篡改，美其名曰“修正”。这是祸国的畜生行为。

hongqk

这种错误也到该纠正的时候了。